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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15-09-10 10:18:42


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杨洁淳  望都县人民法院

 

论文提要:

随着共同犯罪数量的不断增加,且实际发生的案件千差万别,在实践中不断出现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问题。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刑法典用共同犯罪、罪数等规定对多人犯罪如何处理进行了规定,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各种审理制度几乎完全是针对单一犯罪而设定,对共同犯罪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定。所以,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且紧迫本文中笔者着重于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在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希望对我国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确立有所帮助。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及现状,主要是关于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和立法及实务现状的阐述,通过立法的缺失和实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出必须建立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结论。 第二部分是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理论评析。本部分分别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述,旨在明确建立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有利条件。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共同犯罪分案处理在程序中将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并分别设定相关规则,以保证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建立和顺利运行。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从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及现状,主要是关于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和立法及实务现状的阐述,通过立法的缺失和实务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出必须建立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结论。分别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述,旨在明确建立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有利条件。讨论共同犯罪分案处理在程序中将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给被告人造成的质权流失,提出审理后到案的法官一定要树立独立裁判意识,并且如果发现前案出现错误,要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程序的纠错作用。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时如何确定各被告人主从犯罪地位的问题,提出一定要坚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原则,可以划分主从犯的,则应当划分,不能划分主从的,不能勉强划分。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与附带民事诉讼的冲突,提出了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论。笔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希望为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建立和顺利运行提供帮助。

 

以下正文:

当下共同犯罪数量的不断增加,且实际发生的案件千差万别,在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使得司法机关无法将所有被告人统一到同一审判程序中进行审理。此时,为了保障刑事追诉活动的正常进行,就必然会出现分案审理的情形。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刑法典用共同犯罪、罪数等规定对多人犯罪如何处理进行了规定,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各种审理制度几乎完全是针对单一犯罪而设定,对共同犯罪刑事案件的分案处理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定。所以,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且紧迫,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建立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也系司法实务所必需。

一、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及现状

讨论一项制度,首先应厘清其概念,在法律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从现有文献中寻找理论及实务届各种版本的定义。在此,笔者将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概念简单归纳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将共同犯罪的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开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

综观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体系,从总体上而言,不但刑事诉讼法中欠缺规范分案处理的原则性规定,而且有限的司法解释中涉及分案处理的条款也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此外各个司法解释部门立法倾向性鲜明,法条内容冲突和矛盾之处屡见不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13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8011日至1997630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九批)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8011日至1997630日期间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等规定中,对既有的刑事案件分案处理的条款还进行了大幅度删减,让原本混乱的立法局面更加复杂化。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分案处理的适用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类情形:            

1、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逃的。实践中很多共同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归案或法院决定逮捕后脱逃,受限于办案期限的规定,对已归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做出相应的处理,对已归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分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如何处理有同案犯在逃的共同犯罪案件的通知》针对如何处理这类案件规定:“同案犯在逃,对在押犯的犯罪事实已查清并有确实、充分证据的,应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该起诉的起诉,该定罪判刑的定罪判刑。”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在逃的,对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起诉应当依法进行。”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对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共同参与的共同犯罪案件,基本上都采取分案处理的方式,以推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帮教效果的实现。《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二十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因此,这类案件以分案起诉为原则,不分案起诉为例外。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而与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案处理。在一部分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虽然构成罪,因犯罪情节轻微、未到法定的年龄等原因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作行政处罚等措施另案处理。

因后两种情况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同时在案,在程序运行中虽分案处理,但基本同时进行,依然可以全面考虑,相互协调照应。所以,笔者在本文仅对第一种情况的理论基础及机制的建立予以着重研究。

二、共同犯罪分案处理机制的理论评析

()共同犯罪案件有分案处理的法理基础

刑事案件的合并和分离,是以案件的关联性为基础的,即只有相互关联的数个刑事案件依据一定的标准才能采取并案或者分案诉讼。(1)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数人共同犯罪的情况下,由于刑事诉讼对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实行“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具体诉讼过程中需要查明共同犯罪整体的主观故意和犯罪行为,因为共同犯罪案件具有这样的关联性,才能在此基础上根据诉讼需求对案件的犯罪主体或犯罪事实采取程序上的合并或分离。刑事案件是否能够分案处理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的客体,即被指控的犯罪主体与犯罪事实是否非单一性作为标准的。刑事诉讼客体的单一性,即一人犯一罪的情形,决定了诉讼客体单一的刑事案件具有不可分性,无法被分离为若干个案件进行诉讼。然而共同犯罪的案件,不论是数人共犯一罪还是数人共犯数罪都表明共同犯罪的诉讼客体不具有单一性,犯罪主体或者犯罪事实必定为复数,因此当然具有可分性。具体来讲,当一人犯一罪时,诉讼客体为单一性,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不可分离;数人共犯一罪或者数人共犯数罪时,诉讼客体并非单一,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可以分离成为若干个案件。共同犯罪是数人共犯一罪或者数罪,因诉讼客体不单一,所以可被分离为数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刑事案件。

(二)有利于共同犯罪案件的诉讼及时

诉讼及时是指诉讼活动应当不拖延地进行的一项诉讼原则,其要求刑事诉讼尽可能的迅速进行,尤其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以尽可能缩短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时间。诉讼及时原则既有利于人权保障和实现程序公正,又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追求诉讼的效率。正如贝卡利亚所言:“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但实践中发生的案件情节千变万化,尤其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免不了存在各种原因致使共同犯罪的全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同时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进入下一步程序。分案处理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灵活成长的办案机制,能有效地化解程序难题,将有碍程序顺利进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分离处理,有效防止案件停留在某个阶段无限制的拖延,保证已到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期接受法律裁决,避免案件长期悬而未决。

(三)有利于已到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冲突的本质是国家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区分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即人权保障状况,一个国家的法治和宪政建设的进程,同时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保护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不仅是衡量一国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尊重与保护人权的要求。在刑事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共同犯罪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的情况,如果对此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分案处理,可以防止已到案人员出现延长羁押、拖延送审等情况,保证其在办案期限内接受公正的实体审判,有效抵御外在公权或私权力量的侵犯。同时在诉讼权利的保障方面,如果能够构建合理的分案机制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则被告人可以据此对司法机关分案决定进行监督并提出异议,并要求法院为其自身权利的保障提供相关救济。

三、共同犯罪的分案处理机制在审判实践中要注意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 被告人对质权的流失

美国第六修正案中的对质条款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当享有与不利于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2)美国规定对质权的目的在于保障对抗式诉讼,为交叉询问留出空间,通过确保证人在公开的法庭上、在被告人面前提供证言,使得陪审团得以观察证人的情态举止,有助于评价证人证言的真实性。

在中国法治环境下,共同犯罪的被告人虽并不具有证人身份,但由于共犯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他们在开庭时为了逃避罪责,很可能会趋利避害地将责任推给同伙。共同犯罪分案处理后,共同犯罪人分属于不同的案件,他们之间的对质权将难以得到实现。被其他共同犯罪人陷害的被告人,也将很难通过跟那些作虚假供述的共犯当面对质而让真相大白天下。但是质证权是被告人法定之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所以,对质权作为一项防御性权利,对保障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辩护人或合议庭人员可以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单独进行讯问或发问,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传唤所有共同被告人当庭对质。在此过程中,通过观察每个被告人的表情、形态,可以发现各被告人供述的相同点与矛盾点,及时排除虚假供述,最大限度的重构犯罪事实。然而,分案处理会导致部分被告人先行审判,其不利结果就是共犯对质权的流失。先行审判的被告人可能歪曲事实,不能当庭对质也对法庭查明事实增加了困难。通常情况下,先行审判都会将被告人的供述固定为书面证据,当分案处理的被告人再次开庭时,法庭依据这些书面证据和先前的判决对案情已经有了成见,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对先前的证据提出辩解时,其辩解意见往往因为无法与同案犯当面对质而得不到法庭的支持。所以分案处理极大的损害了被告人的对质权,易导致法庭裁决的不公。

笔者认为,对后到案的共同犯罪的被告人的审判,合议庭成员应增强独立裁判意识,已决共犯的判决结果仅能作为参考,决不可照搬照套。要积极调查核实后到案共犯的供述和辩解,不刻意屏蔽相关信息,不人为忽略有关线索,不作错误事实推断。如果后到案共犯提出的证据对前案已决共犯在犯罪中的地位判断、案件事实认定有影响,就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充分发挥审判监督程序的纠错作用。

(二)被告人主从犯的认定和量刑的协调

共同犯罪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查明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主从犯犯罪地位的不同将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由于所有的共同犯罪被告人没有同时一并接受审判,法官不能全面听取被告人的供述、辩解,尤其是前案的法官对被分割的犯罪事实和犯罪结果难以得到全局性的把握,对主从犯的认定可能会出现偏差,而当分案处理的被告人到案后,案件往往当然由前案法官进行审理,即便审理的法官不是同一人,但后案审理的法官得到前案的判决后,往往更愿意接受前案已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愿意接受分案处理的被告人的辩解意见,以防止出现前后判决不一致的情况。

对共同犯罪分案处理的被告人的主从犯认定上,在实践中常见的情况有三种:

1、法官对被告身份和犯罪事实认定的偏差,可能导致对各被告人的量刑难以实现协调。

2、由于仅有部分被告人到案,先到案的被告人往往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供述和辩解,与其他证据出现不一致,证据存疑,法官量刑有所保留。

3、对前案判决作出的量刑决定,审理后案的法官往往以此为参照,以防止量刑上的不协调。

笔者认为,由于同案犯在逃,在案被告人关于共同犯罪责任的供述难以印证,所以一定要把共同犯罪全案的犯罪事实查清,同案被告人应当一并被起诉和判处。将案件随意分案处理的做法可能造成定罪和量刑失当,甚至遗漏犯罪或同案犯罪行,因此分案处理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但不宜过滥。对于部分同案犯在逃的,仅依照在案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难以确定共同犯罪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不能划分主从的,应当采取不划分原则。(3)如果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勉强划分主从,极易造成错判,有违司法公正的要求。但有的共同犯罪案件,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案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是主要作用还是次要辅助作用,可以认定其主从犯地位的,可确定其地位,并处以相应的刑罚。

(三) 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冲突

前文已经说过,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主要是为了单独犯罪而设置。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便为分案诉讼的提出设置了障碍。若将共同犯罪分案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难道要他分数次提起诉讼,分数次参加庭审?或者让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共同侵害人分案之后其赔偿责任又如何分担,如何让数份判决书作出一致的附带民事判决?分数次出庭参加附带民事诉讼的做法虽然不违背现有的刑事诉讼规定,但显然缺乏可行性。一来浪费诉讼资源,增加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成本和压力;二来难以进行调解,数名被告人之间的赔偿责任也无法准确分配。倘若让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有剥夺他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法定权利的嫌疑。

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理论强调刑事诉讼客体的单一性,依照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理论,对同案犯中的一人或任意数人分别起诉和审判,可以很好解决对犯罪事实清楚的被告人先到案者先审判,不必等到其他同案犯均到案再审判而造成对先到案者超期羁押。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同案犯先后到案的附带民事诉讼不能采用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模式却可以很好解决同案犯先后到案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因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模式,不要求共同诉讼人必须同时一并参加诉讼,而且,该模式也符合连带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任意选择要求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的要求。同时,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于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的规定,实务中也已经有大量不要求共同诉讼人必须同时一并参加诉讼的判决实践,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此情形下的运行提供了天然的条件,所以,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模式是我国同案犯先后到案之附带民事诉讼可采模式。

笔者认为,前案可以判决在案被告人及其他共同致害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全部经济损失,在案被告人和其他共同致害人之间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判决在案被告人的履行期限。等到其他同案犯到案时,判决后到案的被告人为前案判决所指的共同致害人,应与前案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全部经济损失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后案中败诉,也只需对后诉驳回,不影响前案判决的既判力。如果原告人在前案中败诉,要分情形:其一,如果是整体上的事实不清而败诉,后诉同样也败诉,如果原告人对此有新证据,则要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对前诉进行审理;其二,如果只是针对先到案者的被告人个人败诉,有证据证明其他未到案之同案犯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在判决书中说明,并允许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后到案者起诉要求赔偿。共同致害人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称谓,判决在案被告人及共同致害人共同负赔偿责任并无不妥,不会损害到具体的某个未到案同案犯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另外,对事实非常清楚可以分份额的,出于诉讼经济考虑,可以判决先到案者承担一定份额的赔偿责任,并对赔偿总额承担连带责任,但不宜明确判决未到案者的赔偿份额。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有时会明确表示对某个被告人放弃诉讼请求,该情形多见于其得到某个被告人部分赔偿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应区分不同情况予以探讨。首先,在前诉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放弃对某个被告人的诉讼请求。此时应考察此被告人本应承担的赔偿份额,如果其是超额赔偿,那其余被告人只需对总额减去已赔偿剩余部分赔偿即可。如果其赔偿的数额达不到其应赔偿的份额,那其余被告人对其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责任。其次,在后案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放弃对后到案的某个被告人的诉讼请求。因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前案已提出了整体上的诉讼请求,后案提出放弃诉讼请求时前诉已有生效判决,不能予以准许。其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只需不诉或撤销确认某被告人为前诉判决确定的共同致害人的诉讼即可,这样被撤诉者因没有得到法院的确认判决而不会受到强制执行,如果其赔偿足够,也不会被同案犯追偿。这样处理可以妥善解决纠纷并促成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四、结语

任何一项制度的效用都是相对的,有不为其他制度所能替代的价值,也必然存在其自身的局限。分案处理制度也不例外。它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避免过于庞大、复杂的集团诉讼的出现,它也可能不利于诉讼经济,让多个公诉人和多个法庭重复审理同一共同犯罪事实;它可以在共同犯罪人排斥辩护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发现真实,也可能因将一个案件人为地切分成多个零碎的片段而混淆案件真实;它可以保障被告人人权,避免其因程序与其他共犯牵连而被拖延诉讼,也可能因分案而使得被告人之间的对质权无法实现,既然分案诉讼在实务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我们就无法将它回避,对它视而不见。相反,我们必须正视它,承认它,正视因其出现而与现有诉讼制度产生的冲突,承认它在实务运作中的种种问题,并设计相关规则对问题予以解决,对分案处理行为进行规范,这样才是真正的理性。

注解:

(1)陈晓雪,《论共同犯罪分案诉讼及立法完善》,广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45月,第8页。

(2)[]约书亚·德雷斯勒,艾伦·C·迈克尔斯:《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魏晓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222页。

(3)程春华、高峰、张寒梅:《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东莞市共同犯罪案件为考察对象》,载《南昌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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